2017年12月11日星期一

北京画家华涌在朋友帮助下继续“流亡”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数日前因记录北京当局清除“低端人口”遭警察搜捕的北京画家华涌,今天在友人帮助下继续“流亡”。

今天华涌先生发出消息称:“事到如今,生死已经不重要了,我热爱我的祖国,也看见希望!如果必定死亡或蹲监狱,我也愿意在祖国的土地上。谢谢朋友们的关心,不要为我捐款,我更不会出国,我要在自己的祖国看到天亮!——流浪汉华涌在祖国里逃亡时匆匆。2017.12.11”

据华涌先生介绍,他今年48岁,生于中国,长在中国,是一名在京画家。2012年6月4日,他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了一次名为《记忆周期》的行为艺术,被北京当局处以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出狱后,每逢6月4学运“敏感期”及北京要开重要会议的之时,他都会失去自由,被北京的维稳人员强迫“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赶离开北京。

近期,他因为拍摄和报道了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之后的事情,受到了北京警方的迫害,大批警察到他家及他的朋友家里四处搜捕他。为此,华涌先生于12月8日夜晚向外界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关注中国那些因言获罪的人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和对他个人的迫害。

关于华涌先生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北京画家华涌因记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被搜捕
http://msguancha.com/a/lanmu9/2017/1209/16773.html

湖南赵枫生出狱后开办店铺 感谢网友支持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今天下午,湖南永州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四年的良心犯的赵枫生告诉本网,2014年他被判刑四年有期徒刑,却在数月前提早释放,但仍然“被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出狱后,他开办了一家名为“家和农产”的店铺得到了广大维权人士的支持,他十分感激,为此他特写下一封感谢信,全文如下:

“家和农产”赵枫生:漫漫回归路

从十月六日接单试营业开始,我通过网络销售农产品谋生的计划到今天已进行65天了,这两个多月来,除了通过合法的农产品交易收到了足以让我有了买米吃饭买衣御寒的真金白银之外,还让我收获到无数的感动和温暖,有朋友说微信钱包只有两百多一点了,还是买了两件60枚(100元/件)的鸡蛋,有朋友家里刚从别处买了鸡蛋还没吃完,知道我的情况之后还是下单买了一件鸡蛋寄给广西贫困山区的孩子,有网友买鸡蛋送给闺蜜做生日礼物,有朋友保持一个月来一件鸡蛋吃完马上买,有主内弟兄姊妹在我这里下单给良心犯家属寄去了鸡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里的每一单对我都很重要,在这些大多从未谋面的网友中,每一单都传递着一份人性的美好,表达着对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生而为人,我们并没有因为形势的严酷而放弃心中的善良与期望,寒冬之际,守望相助,抱团取暖,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次次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

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牢狱之灾似乎也不是太长,因为这六十多年来,一片土地一直都是地狱,而回到大监狱中,对于小监狱的生活,如果不是有个别朋友好奇问到,我还是不太愿意去回忆一些细节,不是想忘记,而是我还算年轻,还有比回味伤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几年之后,这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情况变好了,而是更糟糕了。当然,离天亮也更近了。其实,我依然时常在半夜中惊醒,梦中我依然困在牢狱之中,被人追杀捆绑,脚总是抬不动而逃不出去,就象有人多年之后还在梦里参加高考那样挥之不去,这种精神上的伤害将会是一辈子的伤痛。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留给我的子女后代,告诉他们这个时代的凶残与不堪,还有作为人者本能血与泪的抗争,这些反抗并不一定全是高大上的说辞和理由,只是很简单地希望这里的人能成为正常人,这个国家能和世界上的主流国家一样是个正常的国家。

当然,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是两码事,从生意的角度来说,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是市场的不二选择,是市场延续的王者之道,但在实践的操作中,这里面还有一段路要走。开网店看起来似乎是不需要什么成本,实际操作还是有很多困难,因为量不大,大的供货商看不上,拿不到又好又便宜的产品,如果是小作坊的产品,又不一定对接得了物流配送,农产品很多,满大街都是,技术含量不大,性价比很容易切身感受,如何掌控产品的品质与安全,这里面的事情绝不是一家两家网店能把握得了。所以,当前本人基本上由从圈内商家朋友提供的产品供应。而且农产品本身是很难做的一个行业,不说种植与养殖期间的风险与辛酸,就是销售环节,需要很高的保质保鲜的要求,相对工业品来说,利润低,相对物流成本就很高,比如我从广州买一个600元的电子产品麦克风回来,它在路上耽搁十天也没关系,不会影响麦克风的品质,也没有保鲜要求,而且一个麦克风的重量在一公斤左右,没有超重加钱的问题,一个600元的麦克风,按正常的工业品利润30%的毛利,那就是180元左右,物流成本20元的样子,而我寄一公一母两只鲜鸡到深圳,一件货物在3.5公斤左右,快递费需要53元,超过两天客户就可能有意见,超过三天就有可能拒签,如果拒签,我赔了,客户也不高兴。就算鸡蛋是比较方便装箱运输的,但那东西很容易破碎,那么远的路,经手的人那么多,有些人可能责任心差一点,有快递员可能正好在清理期间心情不好,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那么高的物流成本和高风险的购物体验加进去,客户往往觉得不划算,就很难有回头客,就很难把生意正常维持下去。还是那句话,什么事情,要把它做好来,都不容易的。

回过头来看,我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进城民工,扔在大街上也不会有人认得出来,当初之所以进去,也可以说是自找的,又没被拆迁又没被欠薪,国家那么大,制度的问题也不是我这种无钱无势的人可以左右可以推动,看不下去可以不看,移民不了还可以偷渡,这里号称十几亿人口,我讲的话也并非必须。因为这样,所以没人欠我什么,相反,这么多年各路朋友尽心尽力义无所顾地帮助那才是情深义重,这些才是支撑着这个社会进步的真正的社会力量。我现在回家了,并不可以因为我的经历成为朋友们帮助的义务,我仍然还是原来的民工一枚,墙内墙外的网络好友不超一千,生活在继续,我还得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提升自己的个人技能,把生意做好,把人做好,以便在接下来的时空中有能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三胖一走,咱们就垫底了,昨天是什么人权日,没好意思写点什么,今天写上几句聊聊天也就仅此而已,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同样等着咱们这些体制之外的人去做,感谢网路上的朋友们一路来的陪伴,我爱你们。

赵枫生
2017年12月11日

据了解,赵枫生是湖南永州人,曾在北京筹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后被当局从北京赶走。数年前,他在境外网站发表《致突厥斯坦伊斯兰党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后被官方定性为内容涉及“恐怖组织”的言论,被检察院控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后又改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2014年6月17日开庭,其代理律师刘卫国为其作无罪辩护。据律师称,控方证据均为旁证,没有原件。赵枫生在最后陈述中说,人在做,天在看,子孙后代会证明他是正确的。最后,赵枫生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

山西常珈瑄巡游宣传取消“取暖接口费”被围困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日,山西临汾维权人士常珈瑄,因驾驶摩托车在临汾市巡游宣传取消“取暖接口费”,于昨夜被大批警察围困在街头。

据常珈瑄视频介绍,他是土生土长的临汾人,近期临汾市供热企业和施工单位开始向居民收取“暖气接口费”,而他认为政府早在2001年就严令禁止供热企业和施工单位向居民收取‘暖气接口费’,临汾市供热企业和施工单位却不顾禁令向居民收取这笔费用,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为此,他曾多次向地方政府及企业反映这一问题,但都他们无故推脱,不但如此,他们还断然将他家单独停气。无奈之下,他从9日开始,驾驶着一辆摩托车安装上宣传喇叭,开始巡游宣传政府2001年严禁供热企业和施工单位向居民收取‘暖气接口费’的规定。不料,昨夜当他正在城区沿街宣传之际,却被大批警察围困,以阻止他迅游宣传。

据了解,山西临汾维权人士常珈瑄现居住在临街市政府对面,位于临汾市最繁华地段的解放路54号常家大院,祖孙三代维权之路已达半个多世纪。期间,常珈瑄在自己祖业宅基地造房,遭临汾市规划局人员暴打。据常珈瑄说,所谓规划局的执法者却拿不出执法证,并且着规划局服装却戴着警徽四不像的服装。常珈瑄当场被打的浑身是伤,头晕呕吐,随后入院治疗。

相关报道:山西临汾土地维权人士常珈瑄被打伤住院
http://msguancha.com/a/lanmu49/2017/1103/16599.html




八律师为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成立服务团队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备受社会关注的湖南省桃江县四中多名学生感染肺结核事件,今天有了新的进展。据广州陈科云律师消息称,2017年12月10日,由8位维权律师发起成立了“湖南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

陈科云律师介绍说,他们的律师服务团队是受部分患病学生的家长邀请而接受委托的,他们将依法究果查因代理该案的维权及追责事宜。为此,该律师团队发表了“湖南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成立公告”,全文如下:

真相必须揭露,正义不容迟到!
——湖南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成立公告

鉴于桃江四中肺结核公共卫生事件在国家卫计委高调介入以后,疫情似未得到有效控制,确诊病例还在增加;湖南省卫计委第二次公开发布的“90例确诊,10例疑似”,提到的仅仅是学生,而且,被感染学生人数,也与这个公开发布的数据差距不小;部分患病学生的医治处境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家境贫寒而无法住院治疗者,不乏其人;

鉴于事件发生至今达四个月之久仍未见有关部门进行分级定性,究果查因并问责,当地官方用“免职”进行的“保护性处理”,不仅有辱民众智商,而且让患病学生和家长在满怀希望之后转瞬即成失望;

鉴于在本次事件中扮演双重角色、既监督官方又不忘连带攻击患病学生和家长的官方和半官方媒体,在一番乱枪扫射之后便无心恋战、迅速离场,似乎“幕黑”、“风紧”,必须“扯乎”……

于是,受部分患病学生的家长邀请,八名广东律师自发组成“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毅然接受委托,依法代理维权。

团队由广东舜华律师事务所陈科云律师担任联络人,与广东旭高律师事务所吴魁明律师、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葛永喜律师、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闻宇律师和付爱玲律师、广东律成定邦律师事务所陈进学律师、范标文律师和葛文秀律师一道共同组成。
团队成员均是中国注册执业律师。

我们将竭诚服务,视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原则。

我们一致认为:真相必须揭露,正义不容迟到!

我们将恪尽职守,不畏强权,依法依规履行代理人职责;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现行的法律,及时向相关层级政府直至国务院提出代理意见和处理建议。

我们认识到:肺结核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艾滋病等属于同一种类,在历史上属于不治之症;传染性肺结核属于烈性传染病,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危害性极大,在此类公共卫生事件所波及的范围内,谁都可能被感染而成为受害者,患病学生的今天,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

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国际合作”。因此,适时向国际红十字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通报患病学生的医治情况并寻求支持,乃义不容辞。

我们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有关制度,方便单位和个人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宣传教育、疫情报告、志愿服务和捐赠活动”。因此,对官方发布的疫情报告进行追查,为患病学生申请人道救助,将是我们维权活动的一部分。

我们注意到:保障人权、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度安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立法目的。因此,为患病学生提起行政诉讼、申请国家赔偿和提出刑事控告、甚至向国际人权组织寻求帮助,自然是维权活动的主要内容。

我们还注意到:几乎在每一次正义的维权行动中,周永康余孽们总要兴风作浪,他们肆意践踏国法,无视国人尊严,甚至妄议中央,严重损害中央政府和最高司法机关权威,恶意攻击、抹黑、污蔑、甚至构陷维权律师。因此,我们全体授权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何伟民律师组建律师后援团队,随时救助和火线弛援前线律师。

我们郑重声明:我们没有勾结任何海外势力!事实是我们维权的资本,法律是我们维权的武器,正义与良知是我们维权的力量源泉。

桃江四中肺结核事件律师服务团队
2017年12月10日

附联系方式:
陈科云律师:13902260189
吴魁明律师:13006888128
葛永喜律师:13826116796
闻宇律师:13352813110
付爱玲律师:13808879007
陈进学律师:13826002506
范标文律师:15889635216
葛文秀律师:13925063058

重庆公民谢苏明应聘司法监督员遭监控阻扰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日前重庆公民谢苏明,因应聘重庆市司法局人民监督员,遭到重庆市国保监控阻扰。

今天下午,谢苏明致电本网观察员透露,2017年12月01日,重庆市司法局网站发布消息称:“2015年7月,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重庆市司法局启动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工作,现全市共有人民监督员212名。通过近三年的运行,共抽选1605人次参加案件监督活动421件,人均参加案件监督活动7.6次。为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市司法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面向社会公开增选83名人民监督员。”

看到这一消息,昨天谢苏明来到重庆市司法局招聘地点应聘重庆市人民监督员。应聘的过程中,重庆市司法局要求谢苏明到他的工作单位辖区的龙潭镇派出所开具《无犯罪证明》。随后谢苏明就来到该派出所开具证明,但是管办民警胡佳伟(警号222460),在刚接过谢苏明递交的介绍信时就声言“你有犯罪记录,不能开具无犯罪证明。”对此,谢苏明予以的驳斥,他说:“你先看看你们警方的电脑系统里面,有没有我的犯罪记录再做结论,你这样属于诽谤,我要起诉你!”。于是该警察才开始在他们警方的电脑系统里查找谢苏明有无犯罪记录,最后他也没有查找到谢苏明的违法犯罪记录。于是,该警察便改口承认:“是你们辖区的县国保下指令说,不许给你出具《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的”。

为此,谢苏明向警方索要了辖区国保的电话号码,并打通了一陈姓国保的电话。陈姓国保承认,他是接到上级领导的指令,一直在监控谢苏明,但他却否认是他下达的“不许给谢苏明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指令。通话结束时,该陈姓国保还要求谢苏明随时向他报告自己的行踪。谢苏明质问他说:“凭什么啊?自由出行是每一个合法公民的法定权利,我又不是犯人凭什么向你们国保报告自己的行踪?”两人谈话不欢而散。

据谢苏明反映,他曾因为网上跟贴被重庆警方非法劳教一年。2009年11月12日,在天涯重庆论坛潜水多年的谢苏明看到一条有关重庆市领导的新闻帖子《王××说,对待困难群众要像对待亲人一样》。看完帖子后,通过小道消息得知一些内幕的谢苏明也想一吐为快。看到已有几十个人跟帖、回复,谢苏明很快意地敲下了回帖,称:“草,虚伪的政客,别个和××公司老板是干亲家得嘛,干亲家(也许)有干股份撒。”11月13日下午4点左右,在家上网的谢苏明听到敲门声。他打开房门,发现屋外站着4名男子,两人穿警察制服,另外一高一矮男子穿着便装。在确认他是谢苏明本人后,对方亮出一张白色A4打印纸。谢苏明发现,纸上竟是他12日在天涯重庆论坛的跟帖内容截图。“这个是你发的?”对方发问。在得到确定的答复后,4人一起涌进谢苏明家书房,并叫谢苏明“不要动”。经谢苏明多次要求,其中一名叫吕庆的制服男子出示警官证,两便装男自称是重庆市网监部门的警察,但都没有出示搜查证。

在对谢苏明的电脑进行一番搜查未果后,吕庆希望谢苏明配合,去派出所做一个笔录。然后,谢苏明被带往重庆市高新区公安分局天宫殿派出所。到了派出所后,谢苏明感觉到吕庆说的“配合”没那么简单。派出所几拨人轮番上阵对他进行讯问,问题主要是“是否有后台,发帖是否受指使”,但谢苏明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警方的讯问难以继续下去,自认为没犯法的谢苏明认为可能就快回家了。但派出所一个何姓副所长在打过几个电话后,决定刑事拘留谢苏明,涉嫌罪名是“诽谤”。虽然不太懂法,但谢苏明还是明白“诽谤属自诉案件,被诽谤对象告诉法院才受理,公安机关无权越位”。

 “这么点事,你们就要刑拘我?真黑!”谢苏明争辩。警方只是说:“这事你不能怪我们,要怪就怪王立军。”深感“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谢苏明无奈地在刑事拘留通知书上签了字。此时他仍乐观地认为,最多10多天就会重获自由。1998年就开始混迹于网络、自诩“资深网友”的谢苏明没有想到,这条普通跟帖竟会招来一年的劳教。“不签也要劳教”在看守所待了近半个月后,谢苏明等来的是一份劳教决定书。警察告诉他,“要怪就去怪王立军”。

被送进看守所后,和谢苏明同住一个舍房的其余20多个人得知他的遭遇后,都认为他很冤。就连看守所的民警都认为“你这个事情,过几天就起飞(重获自由)咯”。11月17日,谢苏明在看守所见到了吕庆,并得知警方给看守所送来了他的延长羁押手续。几天后,警方再次到看守所提审谢苏明,并对其手机里面的200多个联系人挨个进行询问,仍旧重复询问“是否有人指使跟帖”。但是,警方接连两天的询问仍旧得到的是“没有人指使”的答案。

度日如年地在看守所内待了将近半个月后,谢苏明没有等来释放通知,却等来了派出所的吕庆。吕庆给他送来一纸《劳教聆讯通知书》,并要求谢苏明签字。“这是什么意思?不会因为我一句话就要劳教我吧?”谢苏明急了。“这就是一个程序,到了看守所都要签这个。”同时,谢苏明还记得当时吕庆对他说,如果聆讯的话很麻烦,也耽误时间。不聆讯的话,过几天就会释放他。

由于不了解《聆询通知书》的意思,听到可以尽快出去的消息后,将信将疑的谢苏明还是在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他通过咨询律师了解到,聆询其实相当于听证。如果你不聆询,就等于说当事人对劳教决定没有意见。2009年12月8日下午,看守所民警突然让谢苏明收拾东西,并告诉他可以出去了。得到这个消息后,谢苏明高兴得除了身上穿的以外,其他的东西都不要了,起身就往外走。当他来到看守所门口时,看到了吕庆和另一名警察。双方碰头后,警察首先让谢苏明签一份取消刑事拘留的文件。

签完文件的谢苏明正盘算坐什么车回家时,意外出现了。吕庆拿出一份《劳教决定书》说:“不好意思,这次我们要劳教你。”头脑一阵发蒙的谢苏明愤怒地质问:“不是说不劳教的吗?”“你要怪就去怪王立军吧,我们也没有办法。”感到受了骗的谢苏明拒绝在《劳教决定书》上签字。但吕庆却表示“不签也要劳教”。

随后,戴着手铐的谢苏明被塞进警车,径直送往重庆市新劳教转运站(又称:人和劳教转运站)。在转运站待到次日早上,谢苏明便被送上一辆警用客车,和另外几十个人一道,被送往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当他看着车窗外面熟悉的道路、熟悉的景色时,都感觉是灰蒙蒙的一片,就好像他那时的人生。事后,谢苏明了解到自己的劳教理由是“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他认为这个理由很不靠谱、也很冤枉。但到了劳教所他才发现,比他冤的大有人在。

谢苏明联系电话 :18665032302


2017年12月10日星期日

李昱函辩护律师发控告信 多地公民抗议恶劣人权状况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李昱函案辩护律师于今日向沈阳市检察院发出“控告谴责信”,控诉当事人李昱函律师在沈阳从被抓捕到羁押看守所遭遇的酷刑。同时,昨天“世界人权日”,全国各地公民举牌,强烈抗议当下恶劣的人权状况。

据悉,李昱函律师涉嫌“寻衅滋事”案的辩护人李柏光和蔺其磊两位律师联合向沈阳市检察院发出“控告谴责信”,为当事人李昱函自10月9日被暴力抓捕以及羁押沈阳市第一看守所起一直被看守所方面无人性对待和虐待的事实作出控告和谴责。

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李昱函律师的哭诉,其多年来一直有对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的违法行为进行控告,因此被怀恨在心,这次无实质性所谓“犯罪事实”的抓捕证明就是打击报复,当局难逃政治迫害的嫌疑。律师表示,在提倡“依法治国”的当下,无法容易如此明显的违法行为,今日恰逢“世界人权日”,辩护人再次对参与折磨虐待迫害李昱函律师的公职人员提出严正控告和谴责,敦促沈阳市检察院尽快查处,并向辩护人书面告知处理结果,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另外,在”世界人权日”当天,全国多地公民(包括成都,北京、长沙、株洲、衡阳、西安等)纷纷以举牌或录制视频的方式,声援良心犯,强烈抗议当下恶劣的人权状况,表达向往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信念。

相关报道:李昱函律师在看守所遭遇非人虐待 健康堪忧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1130/16710.html



 
 


张丽芳控告福州仓山公安分局侵害、侮辱人格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12月10日)福建省福州维权人士张丽芳因“人身自由权”被福州市公安局仓山分局侵害、人格尊严被侮辱践踏案,在“世界人权日”这天向仓山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据张丽芳透露,今年6月11日,她前往福州三角埕地铁站乘坐地铁,被“工作人员”要求刷身份证。刷完之后,仓山分局城门派出所民警不由分说便强行将她带到派出所。“在派出所期间我遭遇了一系列的非人对待:身上所有东西被缴,被一个便衣女警扒光了身子;连底裤都不剩;被强行抽血;采集指纹;强行拍照;被辱骂贱货等。我感到我的人格尊严遭到侮辱与践踏,精神瞬间就崩溃了……我多次要求打电话给家人,但派出所执意不肯。到晚上10点多见到丈夫时我早以泣不成声……”提起当时的情景,张丽芳再度哽咽。

据悉,张丽芳丈夫到达苍山分局城门派出所后仍不放人,最后福州庄磊、何宗旺等维权人士赶到城门派出所声援,及公民社会的网上声援和国际媒体的通报,她才得以释放。

为此,张丽芳说:“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公安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滥用职权,非法限制我人身自由,侮辱我的人格,严重侵犯联合国《人权宣言》、《消除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如果今天我不站出来讨还自己的权利,下次我是否还会遭受这样的对待?作为一个合法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本该人人享有的,然而当下公权不受制约,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为了讨还我自己的尊严和人权,必须挺身而出,对仓山分局滥用警权,坚决说不。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支持我。”

关于张丽芳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福州张丽芳半夜获释 对“被维稳”深感不解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017/0612/15977.html





纪斯尊生日当天 福州公民举牌要求释放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世界人权日”,同时也是福州著名人权捍卫者纪斯尊先生的生日。这天,福建福州数十公民上街举牌呼吁福州当局释放纪斯尊,并呼吁中共当局无罪释放所有在押被当局迫害的政治犯。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这天,恰好也是福建著名人权捍卫者纪斯尊的69岁生日(1949年12月10日)。福州大约四十人左右上街举牌呼吁福州当局无罪释放纪斯尊。

福州维权人士庄磊介绍说,纪斯尊在入狱前经常为弱势群体维权,长期游走在民间的公民代理,手里掌握大量的维权案例,被福建公民圈内称之为为“赤脚律师”,颇受民间尊重,同时也遭到福州当局残酷打压迫害。

2008年9月18日,福州当局以“伪造公章、公文罪”将纪斯尊重判三年。据悉,这是该罪名成立的最高量刑,该案由刘晓原律师和林洪楠律师代理。纪斯尊第二次入狱时间是2014年10月21日,当时他受福州仓山区潘墩村村民委托,在去帝都与人民日报撰写《如此征地太坑农》一文的刘建华记者会晤时,被福州国保支队拦截后,被构陷“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罪”判四年半,刑期至2019年4月。他早先被关押在福建莆田监狱,该案由林洪楠律师和纪中久律师代理。

福州维权人士庄磊说:“今天是‘世界人权日’,每个人对人权捍卫者定义都有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人权捍卫者就是挑战不义的天使。感谢人权律师对‘纪斯尊案’的辛勤工作,以及社会各界和媒体的长期关注,特别感谢国际社会对纪斯尊的关注。在此遥祝福建著名人权捍卫者纪斯尊先生身体健康,生日快乐!望老纪早日获得自由”。



 

“世界人权日”株洲何家维等举牌要求“司法独立”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湖南株洲公民何家维、陈思明等人,来到湖南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举牌要求“司法独立”。

据悉,湖南株洲公民何家维、陈思明,他们常年关注公民权利、宣传《世界人权公约》、帮助其他公民维权。为此,他们多次被湖南国保抓捕、维稳。2017年10月14日,何家维在家中被一男一女两个穿便服的国保带走,说是要单独找何家维了解一点事情,二人均未出示证件和手续,其中一男性国保手持微型摄像记录仪对何家维进行了录像备案。 事后获悉,何家维被警察带走与他近日和陈思明等人举牌宣传“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关。2017年11月25日, 何家维与陈思明 、谢周等人来到湖南邵阳大山岭陵园凭吊已故民主运动人士李旺阳,又被邵阳数名国保警察抓捕,并最终将他们非法驱离大山岭陵园。

今天“世界人权日”,何家维、陈思明等人为了宣扬基本人权与民主法治,相约来到了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举牌要求“司法独立”。他们表示:“司法独立是司法正义的前提!”

浙江绍兴郑水兴进京上访被截返限制自由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今天下午,浙江绍兴访民郑水兴告诉本网观察员,他于2017年11月22到北京上访后被绍兴截访人员抓住,其后将他非法拘禁在北京“天坛饭店”内数日,之后又被截访人员强行绑架回浙江绍兴的家中看管,目前他已经无法自由出行到北京去上访维权了。

郑水兴介绍,他居住在浙江省绍兴县平水镇红墙下洋坑52-1号。2016年2月,当地政府部门决定要修建杭绍台高速公路,由于工期短,绍兴平水镇的领导为了赶在清明节前完工,以邀请招标的形式,委托他承揽迁坟工作。当时,镇领导承诺:“由承揽人(郑水兴)先行负责迁坟,政府随后预算价格。此后,镇政府预算的工程价格为9175030元,决算价格8765829元。然而,到了2016年7月28日,镇政府却多次找人与他协商降低工程款,最后以561.5万元的价格与他签订了迁坟中标协议,由镇政府负责缴纳税费。”

中标协议签订后,他多方筹借资金,招募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工。为了赶工期,他带领农民工协调户主迁坟,昼夜施工,提前半个月完成迁坟任务,事后他还受到了时任党委书记张国生的表扬。然而,迁坟工作完成后,镇长沈强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按照中标协议支付工程款,并哄骗郑水兴进行了多次重新“核算”工程量,将中标工程款从561.5万元降到5280958元,又降到4700000元,最后竟然降到3369831元,由于该价格将导致他严重亏损,郑水兴断就然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郑水兴多次向平水镇政府索要工程款项,但平水镇镇长沈强却滥用职权肆意拖欠,导致他负债累累,且还拖欠供应商的工程材料款及许多农民的工血汗钱200多万元,供应商和农民工时常找他讨债,害得他有家不也敢回。

近一年来,他一直不断地向所在地的浙江省有关部门申诉,但平水镇政府领导却无视上级领导的批示,阳奉阴违,不予理睬。万般无奈,他只得进京上访维权。2017年11月22日,他抵达了北京并入住在北京建国饭店准备次日上访。但在当晚11:25时许,绍兴驻京办遭截人员就邀请北京天桥派出所警察,把郑水兴从“建国饭店”带进了派出所。随即,绍兴市驻京办截访人员就来到天桥派出所,把郑水兴接出来,准备把他送到“北京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但郑水兴坚决反抗。于是遭截人员就把他带到了北京“天坛饭店”,并且搜走了他的身份证及信访材料,开始了对他的非法拘禁。之后又被截访人员强行绑架回浙江绍兴的家中看管,目前他已经无法自由出行到北京去上访维权了。

郑水兴联系电话:15988271568,微信号:18357555550。

相关报道:浙江绍兴郑水兴进京维权遭截访、拘禁
http://msguancha.com/a/lanmu9/2017/1123/16683.html


武汉公民在“世界人权日”上街呼吁保障人权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武汉数十位维权公民来到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上街举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呼吁中国政府切实保障中国维权公民的天赋人权。

据现场维权人士张人强的消息,他与武汉公民程翠红、熊建林、朱自发、张学逊、胡家群、夏幼华等数十人,因遭遇政府强拆等原因常年上访维权,但他们在上访维权的过程中多次被地方政府人员截访、殴打、关黑监狱,个人基本人权遭到严重侵犯。为此,他们决定在今天“世界人权日”走上街头举牌,向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呼吁:“落实《世界人权宣言》条款,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天赋人权!”


北京清理“低端人口”引发民众大规模示威抗议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世界人权日”,北京数以千计的“低端人口”自发的在朝阳区费家村举行示威、抗议活动。他们拉起横幅齐声高喊“暴力驱赶,侵犯人权!”,以此抗议北京当局清理“低端人口”这一严重践踏人权的暴行。

据了解,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二村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火灾发生后,北京开展安全隐患清理工作。此举被许多民众指责为北京当局在借机清理“低端人口”。11月下旬,北京市当局下令大兴地区一些外来人口限期(11月26日前)离开北京,否则断水断电,寒冬季节,导致成千上万的居民流离失所。一些人由于找不到房屋,大冬天集体露宿北京街头。 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来不及租赁新房的民众被北京当局派出的清拆人员暴力打砸驱赶。

数以千计的民众得悉今天是“世界人权日”,他们便自发的制作多条印有“暴力驱赶,侵犯人权!”的横幅,赶往“重灾区”的北京朝阳区费家村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在示威的过程中,民众列队前行并齐声高喊“暴力驱赶,侵犯人权!”等口号,向北京市当局表达他们的不满,并强烈抗议驱赶“低端人口”这一严重践踏人权的暴行。





 

2017年12月9日星期六

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荣获“杰出公民奖”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两年多以来一直为身陷囹圄的丈夫四处奔走、历经无数控告的“709案”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刚刚获得由“中国公民运动网”颁发的“2017年度杰出公民奖”,以表彰她为己为人维护权利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据公开消息显示,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璋于2015年7月10日被拘捕,后于2016年1月8日被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至2017年2月14日,天津市检察院以涉嫌“颠覆罪”对其进行起诉,羁押于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王全璋律师被捕两年多以来,尚未有会见任何律师或家属,而当局一直用各种理由拖延或拒绝。

作为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在丈夫身陷囹圄的两年零五个月里,表现出的坚强和韧性令人敬佩。自丈夫被捕后,李文足及其年幼的儿子一直处于当局的监控之中,频繁经历了骚扰、恐吓、跟踪、逼迁甚至被无理限制自由等的状况,每逢敏感日或者北京召开会议,李文足无可避免地成为监控对象。由于当局一直不准律师会见王全璋,为此李文足前往最高检和最高法控告天津警方程序违法就多达数十次。李文足不单为丈夫四处奔走,同时亦积极声援其他不公事件以及良心犯,令无数人为之感动。

附:【2017年度“杰出公民奖”颁奖词】

有一种爱,它追求幸福快乐,却经历苦难坎坷。这种爱,拌随着艰辛和眼泪,更加动人。

有一种爱,它基于真实的人性,在自由与公义里得以升华。这种爱,彰显着勇气与尊严,更显高贵!

作为妻子,她过着平常的生活,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在家陪伴丈夫、孩子和老人,可以外出和朋友们一起晒自拍。但突然遭遇丈夫被强迫失踪,她为了爱,擦干眼泪,挺身而出,为救丈夫而四处奔走,直面以国家名义实施的骚扰、恫吓、关押甚至殴打。

这一切,只为追求她心中的爱、自由与公义——“我们盼望团圆,更盼望公义在这个国家被高举!唯有公义被高举,我们的国、我们的民才是有福的!对我们来说,没有公义,何来真正的团圆!”她说,她不单单是维护她和丈夫的合法权利,更重要的是维护她丈夫等709律师所坚持的法治精神,为所有人争自由求公义。

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她坚持与丈夫同负一轭。有人以各种理由劝她放弃,她说,“就是搭上我的性命,我也会为我的丈夫坚持到底。”“等孩子长大,他会知道:当他爸爸遇到困难时,他的妈妈在一起承受。——这是对孩子最好的交代。”对她而言,爱,不只是花前月下,更是风雨同舟。

今天,我们在这里,把“杰出公民奖”颁发给李文足女士,以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衷心感谢她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勇敢地站出来,感谢她对爱的坚守,感谢她为自由的抗争,感谢她对公义的担当,为所有公民展现了爱、自由、公义的真正价值。她的一言一行,使得“公民”二字熠熠生辉,令人神往。

我们相信,爱将如阳光环绕他们,自由将在门口迎接他们,公义的荣誉必为他们留存。在此,我们衷心祝愿她平安幸福,与丈夫王全璋先生早日团圆。

中国公民运动网杰出公民奖评选委员会
2017年12月10日

相关报道:李文足首次成功为王全璋律师存钱送物
http://msguancha.com/a/lanmu9/2017/1208/16748.html

“世界人权日”前 北京民运人士何德普被上岗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在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前夕,北京民主运动倡导者何德普于12月9日被警方连夜“上岗”。

据何德普先生介绍,此前在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期间,他就被北京市警方从11月28号开始至12月4日晚结束,前后7天7夜“上岗”维稳,维稳期间警方非法剥夺了他的人身自由,不许他自由的出门办事。昨天早上,北京当局再次派出警察来到他家楼下,对他实施非法稳控。有警察告诉他,这次是因为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领导要求他们对何德普连夜“上岗”维稳,目前还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据悉,何德普,1956年10月28日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的持不同政见人士。他原为北京有机化工厂工人,1979年曾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创办《北京青年》民间杂志,以独立竞选人身份参加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竞选。后调入北京社会科学院办公室工作。1998年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活动,并第二次参加参加北京市区县人民代表竞选。在1990年代末许多中国民主党人士先后被捕入狱之后,作为民主党骨干之一的何德普继续推动民主事业。2000年3月被北京社会科学院辞退。2002年11月4日,中共“十六大”举行前夕(2002年11月8日召开),被失踪,2003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2003年1月30日被正式逮捕,理由均是涉嫌犯颠覆国家政权罪。2003年3月6日才通知家属。2003年11月6日,北京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11年1月24日刑满出狱。不过,在出狱当天,他便遭遇暴力相向,用他自己的话说,出“小监狱进到了大监狱”。

近年来,每当北京市举办重大活动以及各种敏感时期,何德普先生都会被北京市的国保非法“上岗”稳控。

湖北罗兰青探访强拆老人被抓进刑警大队关押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大冶市访民罗兰青,因近日探访襄阳市樊城区遭强拆的聂姓老人,被抓进了襄阳市刑警大队关押。

据知情人沈水消息称,湖北大冶市访民罗兰青因自己的维权经历开始关注其他访民的遭遇。2016年间,罗兰青开始关注湖北襄阳樊城区居民聂雪丽家遭强拆事件。近一年来,罗兰青一直为聂家的事情在网上发声。

近日,罗兰青得知聂家的两位老人被强拆后,现住在四下透风寒气逼人的窝棚之中。为此,罗兰青前往聂家所在地襄阳市樊城区进行实地调查与慰问。到达襄阳后,罗兰青一直住在襄阳樊城汉江路青年创业城主题宾馆内。12月7日晚上9点,一群警察突然闯进他所在的宾馆房间里将他抓捕,并且抢走了他的手机。

今晚,罗兰青的家人拨打了湖北襄阳0710-110的报警电话报警,警方查询后答复罗的家人说:“罗兰青在襄阳市刑警大队里”。到目前,距离罗兰青被抓已经过去3天了,但襄阳市刑警大队还没有书面通知其家属他究竟涉嫌何种违法犯罪。

据悉,罗兰青系湖北大冶市刘仁八镇访民,因看到湖北大冶市政府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得占用耕地的禁令,和开发商相互勾结,强占农民土地及水源,导致上万亩农田无水灌溉全部荒芜而开始进京上访。2011年2月22日,罗兰青拿着国家信访局的公函到湖北省信访局上访,被大冶市信访局的人得知后通知刘仁八镇政府,镇政府马上派邓其佳等人组织武力拦截(镇派出所警察,警号007269 007233,等5名警察)计划在罗兰青上访回来的路上大冶长途汽车站将其抓捕,没想到罗兰青在半路下车了,他们当时扑了个空。次日,刘仁八镇政府信访办主任邓平,打电话给罗兰青让他去镇政府拿上访答复意见书,罗兰青信以为真,赶到镇政府时误入圈套,他们没有出事任何手续,将他强行送进拘留所拘留7天。释放后的罗兰青多方讨要拘留和释放手续,但派出所的警察却“踢皮球”,就是不给他任何手续。事后,罗兰青开始广泛关注其他访民的不幸遭遇,并帮助他们维权。

罗兰青身份证号:42028119820804543X

北京画家华涌因记录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被搜捕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日,北京画家华涌因实地记录北京当局清除“低端人口”被北京市警察四处搜捕,目前他正在四处“逃亡”之中。

据华涌先生12月8日消息称,他因近期拍摄和报道了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之后的事情受到当局迫害,大批警察去他家里以及他的朋友家里四处抓捕他,他得悉后被迫逃离躲避。目前,他已经不敢使用身份证搭乘火车和飞机,甚至不敢去看望生病的父亲和要过生日的女儿。为此,华涌先生于8日夜晚向外界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全世界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关注中国那些因言获罪的人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和对他个人的迫害。全文如下:

全世界的自由国度里的朋友们你们好!

我叫华涌,今年48岁,生于中国,长在中国。我是个画家,2012年6月4日我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行为艺术《记忆周期》的表达被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出狱后每年6月和北京要开重要会议的时候我都会失去自由,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赶离开北京。

因为近期我拍摄和报道了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之后的事情受到迫害,警察去我朋友家抓捕我,我现在不敢用身份证坐火车和飞机,甚至不敢去看生病的父亲和要过生日的女儿。

在这里我向全世界热爱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呼吁,关注中国那些因言获罪的人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和对我个人的迫害。

我目前在自己的国家“流亡”东躲西藏,很多朋友希望我离开中国,但我不想离开,就算我被他们抓到再次入狱,我也想在自己国家里面对强权争取一个公民的权利和做人的尊严。

中国有句古语:“他们满山放火,却不让百姓半夜点灯。”今天看见网上的一位朋友写到:“当穷人的灯都灭了的时候,富人的天也肯定会黑下去。”我还想对全世界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的人民说那句名句:“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希望自由国度里的朋友们关心在非自由国度里煎熬的人们,更希望非自由国度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去争取做人的权利,让世界更和平、和谐、自由、美好……

2017-12-8日晚9:30
华涌在逃亡中匆匆

12月9日晚上,华涌发出视频消息称,目前他在一间小咖啡馆中躲避,但咖啡馆即将打烊,打烊之后他能到哪里藏身,他也没有具体的打算。

据华涌先生介绍,他今年48岁,生于中国,长在中国,是一名在京画家。2012年6月4日,他因为在天安门广场上举办了一次名为《记忆周期》的行为艺术,被北京当局处以劳动教养一年三个月。出狱后,每逢6月4学运“敏感期”及北京要开重要会议的之时,他都会失去自由,被北京的维稳人员强迫“被旅游”、“被看管”、“被关看守所”、“被威胁”、被驱赶离开北京。近期,他因为拍摄和报道了发生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发生火灾之后的事情,受到了北京警方的迫害,大批警察到他家及他的朋友家里四处搜捕他。

关于华涌先生的情况本网将会持续关注和报道。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总第六十四期)

一、深度调查

杭州小叶自述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

北京李文元关精神病院十四年 女儿拒绝接出

山东柳欣因身体虚弱两次被送精神病院

二、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广东余建凤被判3年9个月 曾被强做精神鉴定

东北复核案囚者向心理医生袒露抗争理念 遭转送小榄精神病院

江西弋阳访民被精神病 录视频呼吁各界关注

小伙行为异常“被精神病”,原来竟是“神经病”?

三、精神病人权益

女子蹭婚宴被拆穿后失控 被曝有精神疾病

男子酒后涉嫌强奸精神病患者 女方怀疑染艾滋

的士司机铁通赶客 求情称77年已结怨

铁通赶客 的士司机判入小榄

西贡赤裸19岁青年堕楼死亡 死者欵有精神病

精神病患者持刀喊“开枪打我啊”被警察连开9枪打死

5岁男童从7楼坠亡 邻居:奶奶精神病发作将孙儿扔下楼

六旬村妇命丧家门口 精神病不再是免死金牌

男子讨要低保不成,竟教唆有精神病史的妻子

半夜大开杀戒,福绵精神病男子致二死二伤

男子血案在身称自己有精神病 遭戳穿后被判死刑

压力大曾患精神病 王藏妻子跳湖获救

四、评论呼吁

谁偷了我的钱?谈失智症的精神行为症状

停药无症状 才算精神病复原?

消除“被精神病”的恐惧

五、民间行动与倡议

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囚》:为你描述精神病患者的世界

强行电击服药 报告揭中国同性恋接受“转化治疗”

医管局冀精神病患者融入小区 呼吁大众去标签化

英国全新社企帮助精神病患者重踏职场

六、域外传真

美警方:得州枪手曾逃出精神病院

日裔恋尸连续杀人魔 逃出精神病院飞往加州

图卢兹汽车撞伤三名中国学生 肇事者是精神病?

Yuki爸发千字声明 女儿「精神病院休养中」

美精神病医院被爆医生残忍虐待病人

墨尔本亚裔中介被控诈骗600多万刀还涉毒 医生称他有精神病不能坐牢

2017年11月号
主办:民生观察工作室
本期封面:李文元

杭州小叶自述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

编按:杭州小叶一家的被精神病经历极具代表性,三人的现状及经历涵盖了该领域的诸多乱象。特此记录整理以供大家了解、讨论。

小叶,女,28岁,家住杭州拱墅区和睦新村。

2003年3月14岁的小叶受邀参加同学生日宴,席间被同学及家长极力劝酒。从未饮过酒的小叶,两杯下肚便感头重,眼皮沉重,四肢无力,特别是右手瞬间失力,握不住筷子,很快失去知觉。

“第二天等醒来,发现已躺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病房的病床上(此院是精神病院),事后得知是母亲求助社区人员把我送进医院的,我四肢无力,下体疼痛,全身疲倦。记忆中只有入院时一名值班女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后来到我清醒没有一个医生过问一句。于是我们便回了家,在洗手间里我发现内裤见血,认为是来月经了,就用上了卫生棉,但出血量很少,当时不以为意,这件事就抛之脑后。”小叶回忆了事情的始末。

事情还要追溯到女孩的父亲老叶,老叶是浙江杭州人,62岁。年轻时因当场撞见女友与别的男人通奸,一时冲动打伤女友以及女友父亲,造成一轻一重伤。之后老叶脾气变得暴躁,与家人、同事的日常相处过程中均有摩擦。而此时,前女友的家人也准备起诉他故意伤人并索要巨额赔偿。此番情形下,小叶的爷爷奶奶以精神出现问题为由,将老叶送进精神病院住院,为此免除故意伤人的法律制裁。很快老叶便如愿的拿到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述)。

小叶的母亲徐某,福建人,65岁。年轻历经文革期间中断上学、下乡务农、工厂上班等经历,之后又遇上感情纠葛,在这一系列刺激过后,变得抑郁,20多岁悲观厌世,无法工作,一直赋闲在家直到30多岁,并一直未婚。家人着急便想出对她实施“找男人强暴”的手段逼婚。因为这事,小叶母亲心中一直无法释怀,性格变得暴烈易怒,意志消沉,总冒出自杀念头,并表示将以强奸罪名控告家人。家人权衡利弊,强行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被收治入院,办理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小叶母亲讲述

出院之后,徐某被父母远嫁到浙江杭州与老叶结婚。小叶说:“结婚后父亲不把母亲当人看,对她滥淫无度、性虐待方式伤害她。母亲因此下体经常血流不止,患上了多种妇科疾病。同时,父亲对邻里大肆宣扬说母亲得过精神病,母亲遭到邻居的歧视,也造成她呼救无门的境地(每次反抗或呼救都被说成是精神病的问题),并两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直到她不敢反抗与呼救为止。当年,既没文化,也没生存技能的母亲只能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一周岁。之后,母亲的家人得知她在杭州的悲惨经历,便赴杭接我们母女返回福建。”

“(1990-2002年)我在福建成长的这些年,我和母亲的生活全靠母亲每月一百多块的残疾补贴以及外公外婆的补贴抚养长大;同时,父亲经常以各种理由向母亲娘家人伸手要钱, 2002年,外公外婆去世之后,没有生存能力的母亲,只得带着我重回杭州找我父亲。”

小叶与母亲回到杭州,2003年3月应邀同学生日宴,被劝酒晕倒住院。因此事,社区人员屡次上门探望。小叶说:“一开始街道金医生上门,是正常地嘘寒问暖,但后来一直询问‘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幻听幻觉、你们要多多注意身体,不要犯病这些话题。’母亲就问这种特殊关心何时终止?医师只说这是政策,其他避而不谈。”

小叶说:“父母大事小情都喜欢求助依赖街道、社区,当年的社区主任秦某、以及街道金医师,被迫随叫随到,“照顾”我们。如此不出几个月,我们全家在居住地带迅速出名,也成了众邻里眼中的笑话。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三口被相关机构正式当做边缘群体关注了。”

父亲老叶为了拿到政府的救济金,逢人就说女儿的不幸遭遇,招致邻里人尽皆知,社区频繁上门,媒体进行采访,爆料小叶的离奇遭遇和她母亲的经历,此事让叶母极为反感,事后小叶父母为此争吵不断。老叶不加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和叶母又谈订立合同向叶母娘家索要50万的所谓治疗费,叶母气愤之余以死抗争,吞服150粒安眠药才作罢。

有一天,老叶又和叶母说自己在杭州安康医院有熟人,说每月生活费与治疗费只用交500元,就可长住。老叶已盘算好这笔费用由小叶二姨徐爱英给付20万。

叶母托人打听,得知老叶口中的安康医院,其实是一个非法羁押机构,专门收治社会上肇事闯祸且永无康复希望的重症精神病患。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叶母娘家人拒付这笔钱,并指责老叶“狠心无情,想钱想疯了。”由于老叶没能如愿拿到钱,便到处造谣说叶母家族的人一个个不是智障就是精神病,是一个庞大的精神病家族,称其后代都是病儿,从此叶母与老叶的争吵越发的频繁而激烈,家中从此便再无安宁之日。而经历诸多伤害与刺激的叶母,脾气性格越发变得异常偏激,渐渐争吵由被动变主动,老叶终于2004年搬离家中,长年不回家。

老叶一走了之,小叶变成了母亲的倾诉和发泄对象。叶母经常因日常琐事与邻居爆发争吵,和邻居对骂、对嚎、互相诅咒、互飙脏话,由此引发剑拔弩张的大争吵。因忍受不了这种畸形的生存环境,小叶出现频繁流鼻血、呕血、与胃疼现象,被迫休学。在小叶休学与复学期间,发生两件事——

第一次是叶母到社区领取帮扶救助金,社区杨某对叶母说:“你女儿不该到一般医院看流鼻血,要领钱只能去指定的精神病院,不然不能救助。”叶母听了当即就果断放弃了那笔救济金。

第二次是社区刘某上门对小叶进行探望,说是分管民政与残联的,叶母吃惊地问:“为啥残联的人找小叶?小叶又没有残疾。”社区人员说:“你女儿不是因为精神病发作了才休学的。我向你女儿同学调查了,他们都说你女儿精神很正常的啊……”叶母觉得来者不善便与之发生争吵并驱离此人。这是忍耐了几年之后,叶母首次与社区人员交恶,但她的抗争却无效,她们母女二人立即被记录为“不承认有病”、“情绪暴躁不稳定”的重症精神病患,进行监控生活起居。

小叶这才发现:“社区、街道早已把我们家三口都无例外的贴上了特殊标签,我们的任何事,都必须与精神病挂钩。”那时,杭州市区正在进行拆违行动,很多人莫名其妙的上门让叶母以疯子撒泼的形象去抵御拆迁队,还说完事发红包,叶母驱逐了这些歧视与侮辱她的邻居。

叶母终因积劳成疾,逐渐心理发生变化,屡次因琐事与邻居爆发大争吵。而母亲也就成为社区人员口中的被投诉对象。“2007年的2月4日春节前夕,是让母亲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这天由一二十人破门而入,一群人冲上去把母亲按倒在床上,强行对母亲进行注射。后来了解到冲进屋里的这一干人是由社区副主任带队,两名警察和十二名身强力壮的保镖联合行动,理由是快要春节了,众邻里便对母亲进行联名举报;当时因有街道精卫蔡医生的记录“严重幻听”症状,因此母亲便被推上加急待处理名单,此名单是老叶迫于压力而签的。事后蔡医生再次探视时,她才意外发现“夜半猫叫”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母亲的幻听。但她当时表示“既然针都打了,此事就别再提了。”

叶母带着小叶就此事上访至拱墅区妇联,区妇联在调查情况之时,社区与街道采用“传真母女二人昔日病例记录”的方式,运用精神病史这个标签“对上访人进行封口”。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街道残联医生白某、精卫医生蔡某,社区计生周某、社区残联张某先后分两批对小叶进行“慰问”,开出各种条件吸引小叶父母给小叶办精神残疾证。这个提议让叶母即惊恐又诧异。她惊恐的是女儿神志清醒好端端的,为何要办残疾证?她诧异重症残疾证这么随便就能办?叶母坚决不配合,没办法,他们便找到老叶,让他配合关于叶母娘家是否家族遗传精神病等家庭调查等,每次结束叶父都能带回小赠品。街道残联的人让叶母和小叶展示残疾人风采。

叶母认为,正常人被当作残疾人看待,是无法忍受之事。但叶父却很高兴,认为“礼物、救济金不拿白不拿”、“名誉、面子问题都是不实际的,不必在乎”。

从动员叶母办精神残疾证无效之后,事态急剧变化。很多本与叶母有过摩擦的邻居,也由背后议论发展到当面嘲笑、辱骂;小叶也逐步成为他们奚落的对象,很多社会男青年竟当面对小叶调戏、出言不逊。硝烟战火弥散在小叶家的四周。一天,叶母跟小叶说:“还是听社区的,去办残疾证吧,但我们不选精神残疾证,改选智障残疾证。”

2008年12月19日,街道的70多岁的周老医生陪同小叶母女前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给小叶做精神残疾鉴定。叶母与见到的医生一一讲述了“被精神病”的人生经历和小叶当年的情况,鉴定医师当场判定小叶为“酒精中毒”、或者“被下致幻药”导致的维持12小时精神错乱情况,但由于当时时间仓促,无人知晓内情,故导致误录为精神分裂病例档案。又与小叶交谈了十五分钟左右,医师当即给小叶写了“无精神病”的诊断书。叶母激动地差点给医生下跪感谢。

小叶说:“母亲之后又另挂科室,给我进行智力鉴定:那里有很多人排队等候,依照叫号顺序,平均每位病号只有5分钟的鉴定时间,鉴定方式:与医生互问互答。轮到我时,医生让我看试卷做20道题,我心骇然:第一次发现,原来精神鉴定与智障鉴定竟是这样零门槛,任何人想装疯卖傻都可蒙混过关。这些题我明明全都会,但要故意答错,我感觉很违心,最终只勉强答错几道题,医生给写了轻度智力障碍的诊断,但这个分数还不够办理弱智证。”

“次日,对于这个鉴定结果,社区与街道反应无比激烈:大家众口铄金地指责我母亲肯定没有对医生说实话,才办不了重症精神残疾证。并对我母亲施压,提出“还是由我父亲带我去做鉴定”的要求,他们认为我父亲才愿意说实话,因为这几年都是我父亲肯说我有精神病。残联白燕和街道蔡伟茹医生后来又说,要求我重办一次,这次由他们作为我的监护人说话,如果还是办不成功,社区和街道会想办法托相熟医生说话,无论如何也让我的重症精神残疾证办下来。”

“母亲回来指责我说:都怪你那天不肯答错题,不肯办弱智证!妈妈上回不该带你一起去妇联上访的,现在大家盯上你了,你知道妈妈为啥要你装傻办弱智证吗?因为他们一心想要你办精神残疾证,而你只有办弱智证,他们才会取消对你强灌精神病药物的念头,那些药物正常人吃了损害身体,甚至丧命的!既然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剥夺你上访的权力,只要你服软,说自己是傻子,办弱智证(弱智不会被要求吃药)其实也一样的。他们就会考虑放过你。我当时含泪哽咽,却无法反驳母亲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跟奴隶一样?已经没有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了,之前只有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看到过,主人公遭受迫害,尔后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蒙混过关,才得以逃生,不想我亲身体验了一把这样的感觉。”

小叶说:“在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下,我于2009年离家外出谋生,但不料我一离开,父母立即去派出所报案,当地派出所以精神病女儿离家出走,为由快速立案;与此同时,我的照片被贴到了媒体上,迫使我不得不返家。父母从此对我严加监控,采用扣押身份证、不许单独出门、发现出门立即派人尾随等手段限制了我的基本人生自由。我父亲告诉我,离开杭州没有用,就是跑到地球上的天涯海角都一样的。我们这边的社区、街道、派出所已经在网上给我建档,全国通用,我就是精神病人,永远别想摘下精神病人这顶帽子,这个档案就像是犯罪前科一样,是会跟着我一生的,我是逃不了的,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母亲对小叶说:“外面坏人更多,你出去了更危险,还是听你父亲的。”小叶表示:“就这样不论我做什么,父母都要跟着,每次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只能作罢。”

2009至2012年期间,走投无路的小叶在网络上倾诉了自身的遭遇,朋友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众口提出“国家是否真有这种监控政策”、“是否真有这种精卫管理机构存在”的怀疑。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政府暴行,是一种公开彰显的扰民行为。如此,那岂不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了?在大家的鼓励下,小叶在“杭州12345政府网”写了控诉信。不曾想信件被直接转交给被投诉对象(杭州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这件事,我闯了滔天大祸,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我住地埋下了随时能引爆的定时炸弹,一个个恨戾的眼神,一个个公然对我吐吐沫的邻居……每次从外回到家,我都不敢出门。”

“我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每况愈下,日复一日加重,逐步发展为:严重迫害妄想、严重臆想、所有病症的表现形式都是统一地骂人。后来,发展到对我进行病态控制:我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都要听她的安排;她不准我工作,在家长年陪着她;她收走我的大门钥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没有她的同意,我没有资格要回;她把柜门上锁,认为左邻右舍经常隐身进门偷窃、或者调换我们家的东西,故每次出门务必留下各种标记,回来之时要详细检查一番,但依然能看出很多问题,并且能绘声绘色指出是哪一户邻居偷窃的。”

“这些年母亲病情发展迅猛,我在向亲人、街道、精卫发出多次求救信息而遭拒。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次以·你母亲态度激烈,随访医生上不了门、你母亲会向上面告状的,不敢轻易上门、你母亲既然不会动手打人,那就再忍忍吧·为由拒绝探视。”

“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我耐受不住精神折磨,身体上长了肿瘤,并时常流鼻血与呕血,生命岌岌可危,但却依然无人救援,而是看着我自生自灭。”

“2015年借着祖母离世的事,社区与街道又再次开条件动员我父亲为我办精神残疾证。近几年,我父亲改变了不少,已经没有主动找社区与街道索要救济金,但社区与街道反过来总是主动找他商量发放“政府救济金”一事,但前提条件就是“你们女儿要办精神残疾证。”这一次,街道精卫医生李安致电说:社区与街道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会给予安抚,但需要我赶紧办重症精神残疾证,要求我父亲瞒着我,以欺骗的方式带我过去,届时大家会与医生打好招呼,残疾证肯定能稳妥地办下来。这一次,我父亲意外的拒绝了他们,但没想到,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日再次致电我父亲,依旧一番劝说,不断以救济金、低保户、廉租房等条件试图说服我父亲,但均未成功。”

“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社区主任周某电话传讯我父亲到社区,社区发给他关于我们一家三口的问讯名单,对我父亲例行询问:你有没有杀人、毁物之类的念头?、你老婆有没有杀人、毁物的念头,以及还有没有跟邻居吵架?、你女儿有没有发脾气,跟邻居说话吗?她有没有工作?’父亲分别做了否定回答之后,社区民警对他说:‘反正你们三个互相监督,大会期间不能出乱子。’”(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诉

小叶说:“在G20峰会大型管控政策实施期间,我再次向社区与街道发出给母亲治病的求助信号,社区以‘我与父亲都有精神病史”为由,剥夺我们对母亲的监护权,对我开出“找你的其他亲戚来签字”的条件。要求我亲自书写申请报告,由堂姐签字,这份报告才生效。就这样,母亲的精神病情足足拖延了近十年,今朝才得以顺利送医。”

“因一家三口都是精神病的原因,在‘只认监控名单,不识人’的新一批公职人员眼里,我们三人都没有区别,他们不分受害者与施暴者。母亲送医之后,街道精卫医生在车上对我大声训诫:‘叶某某,你妈妈是送医了,你自己也要注意点啊!不要犯病闯祸啊!交代你的父亲也一样啊!’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冯某对我下达‘不得独居,必须到堂姐或者其他亲戚家生活’的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会有警察随时上门检查的。我才发现,我不知何时,已经丧失了独居的权利,像个犯人一样,人生自由受限,这时,我已经心灵麻木了。”

后来,叶母终于被送医了,戏剧性的是她一改往日暴怒的性情,隐藏自己各类病症,在医生面前保持冷静,并反复诉说自己“被陷害为精神病”、“被自己的女儿出卖、被大家合谋算计”这些话,在医院博得多数医生与护工的同情(其中包含主治医生杨某与老年心理病区主任陈某),事情发生了360度大逆转,叶母被确诊为无精神,一个月后被接回。

小叶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畸形现象是:至始至终,根本没有人希望跌倒的受害者走出阴影,重新站起来,而是众望所归更愿意这个人直接致残,甚至以‘进过精神病医院,有过病史记录’为由,要求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必须以永远的病人、残疾人的方式生活。”

事已至此,小叶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一个严峻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重症精神病残疾”关乎法律方面的责任担负问题,也关乎当事人个人的重大人权问题,有无重症精神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绝不是儿戏;其次,公职人员与随访医生出于何意,三番五次致电或上门,以类似于公司销售员“洽谈业务”的方式,反复动员当事人的父母,欺骗当事人办残疾证?而且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重症精神病鉴定非常容易,有熟人关系,只要去了就稳妥办下来。后来主人公小叶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这是全国精卫管理机构,每年层层下发至各级街道与社区的工作指标,街道社区必须完成每年新增2%的重症精神病例指标,才算完成工作绩效。

因此,判断本文女主人公小叶是否精神疾病,本来应该由专家来判断,政策也写的很清楚:只有对没有自知力的肇事闯祸重症精神病患才纳入管控名单,而女主人公仅仅空前绝后的一次“突发昏迷(真相不明)”,且从无肇事闯祸记录,为何会一直受着当地基层公职人员的“关注”?女主人公的遭遇明显是应受保护的对象,她的突发昏迷、遭受迷奸经历是一道心灵之伤,任何一个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都知道,根本不该反复被提、就连善意的关注都该被禁止的;但本文女主人公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被管控的对象?这里的公职人员合理合法地拿捏着她的伤口进行“探视关心”?这里的街坊邻里大大方方地讨论女孩的经历,此情此景令人骇然,不知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

本刊认为“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北京李文元关精神病院十四年 女儿拒绝接出

最近,被女儿送进精神病院14年的李文元老人透过朋友及律师发出呼救,希望早日从精神病院解脱出来。

李文元,男,64岁,回族,北京人,童少年是在通州区南大街回民区长大,退休前是北京公路一局路桥公司的职工。据知情人介绍,李文元是在2004年被女儿送进通州的精神病院的。
10月27日,李文元朋友的夫人王女士和律师刘建军前往医院专程前往医院探望了李文元老人。

刘律师表示,与李文元交流,完全属于正常人,没有丝毫精神病的状态。律师注意到李文元腕上的手牌上显示他的病属于“酒依赖”。李文元说多年前不过是因夫妻关系不和谐而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但他喝醉了从来不闹事、也不吹牛,就是睡觉。他的女儿14年前先是把他强行送到通州的精神病院,8年后又转到昌平现在这家医院(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李文元说他女儿至今已经6年没有到医院探望他了。

“这是我妹妹给我玩的套,她想我的房子,长期不让我出去,她好占用我的房子。”李文元说:“我闺女把我送进来,是她们俩配合的。我04年进来的,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你看我哪身体有毛病,我脑袋、胸、内脏,关节哪有毛病?”

律师:“04年几月份进来的?”
李文元:“几月记不清楚了,是夏天。”

律师:“我觉得你闺女和妹妹已经构成虐待罪了。”
李文元说:“她们这样做无非就是要霸占我那点儿房产和工资、存款,目的就是让我死在医院。”

李文元对律师说,自己已经14年没喝酒,酒依赖的病早该治疗结束了吧?一直不放他出院是因为女儿已经把医院的黑心医生买通,造成的现状就是除非他女儿同意,他出不了医院。

刘建军律师表示:“作为律师,我个人认为她女儿已构成虐待罪。我已接受李文元委托,将代理他进行控告、诉讼等。”并发出呼吁:“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

本刊就李文元之事对知情人王女士进行进了一步了解。

王女士说:“李文元和我丈夫是邻居,他俩都是回民。他因喝酒后有时会在路边睡着,被女儿李欣送进精神病院,己15个年头,现已6年没去看望,他多次向主任、大夫和女儿要求出院均遭遇拒绝。”

“2015年,李文元在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见到我丈夫(被政府送进去),如见亲人,如见救难人。让我丈夫一定救他出去。我丈夫于2015年11月18日(已26个月)被通州区国保警察接出通州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多次想接李文元出院均未能如愿,请大家帮帮李文元!”

本刊:“李文元还有什么亲人吗?”
王:“还有姐妹兄弟,他姐姐和弟弟去看过他。但都不愿接他,我丈夫去他弟弟家找,他弟弟很不友好,说我丈夫是政治犯是精神病,我给他弟去电话,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并且要起诉告我。”

本刊:“他女儿的情况你了解吗?”
王:“坚决不接她父亲,而且告知所有亲属,谁接谁要管到底,包括生养死葬。”

本刊:“她夫人是什么状况能做他监护人吗?”
王:“他夫人和他离婚,连女儿都不要,女儿是他妹妹(女儿的姑姑)带大,因此他妹妹和女儿都不愿接他,夫人更是没有往来。”

王女士说:“有的大夫很同情,见到我和我丈夫,说:与他家里人沟通,把他接出去吧。主任却坚决不让,说:必须他女儿来接,任何亲属都不行。而且,难就难在,他的亲属里没有愿意接的。”

据了解,李文元的童年时代,在通州区南大街的回民区长大,那里都是回民。回民最忌讳抽烟喝酒等恶习,李文元即喝酒又吸烟,因此在亲属里被认为罪孽深重。加上他女儿的威胁,因此大家都不去接他出来。知情人介绍,这家医院(李文元住的医院)情况比较特殊,属于中国特色的为政治服务的医院,是当局对异议人士、访民强制进行精神病认定和强制医疗的医院。

“当然,这个老头不属于政治犯,他只是政治犯的朋友。”对于昌平区精神卫生福利院里的生活状况,王女士说:“里面生活很苦,菜里没油,都是便宜的季节菜,而且又稀又少,真正的重病号,生活不能自理,同在一起生活,我丈夫在里面睡觉时差一点被重病号掐死,很痛苦的。”

现在刘律师和王女士他们正在积极筹划怎么才能尽快将李文元解救出精神病院。他们希望朋友们帮忙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王女士电话:15652327817

山东柳欣因身体虚弱两次被送精神病院

本刊联系上柳欣时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被我哥欺骗着去了济南精神卫生中心!”柳欣说“ 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

“我还去过我们当地的县级精神卫生中心,也是被欺骗着去的,两个医院的诊断都是抑郁症。”

“前几天,我去济南精神卫生中心了,那是我哥骗我住院的那个医院,快十年了,那条拖过我病体的哭泣和挣扎的心碎之路,那个让我躺在地上,打碎了眼镜的大厅,恍然一切就在昨天,一切像在梦里,我是病重垂危的状态下被骗到精神病院的,所有一切都那么的刻骨铭心。”

在柳欣的回忆过去、感伤往事中,事情的轮廓渐渐显现。

柳欣,女,山东淄博人,44岁,大学文化,齐鲁石化公司职工,从前的职业是会计,2006年,单位改制,柳欣因为职业的原因,被卷入领导间的内斗中,成了最可悲的牺牲品。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后,她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为治自己怕冷的毛病,相信一个“火神派”的疗法,半年之间,吃下了20多斤附子,和十多斤的人参,结果,被治得卧床不起奄奄一息。生活不能自理,完全要由父母照顾。在2008年的一天,病重的柳欣突然被哥哥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

柳欣向本刊诉说了事情的经过:“因为我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妈说,这样不是办法,我妈让我哥给我打听个医院去看病,我哥就把我父母还有我一块骗到济南那家精神卫生中心去了,至于为什么谁也不知道。”

本刊:“你哥这么做有什么原因吗?”
柳:“我生病到卧床不起程度了,因为我没有精气神了,我哥认为我应该去看精神科医生,认为我这么年轻就卧床不起是不正常的。”

本刊:“具体时间和医院名称你记得吗?
柳:“2008年2月份,去的济南精神卫生中心。”

本刊:“当时到医院你是什么状态。”
柳:“一进那个门,我就不想去了,我哥说,来都来了,去看看吧,一看,那医生就让我住院,我不同意,结果,出了医院的门,我哥就对我实行暴力。就是被我哥在地上硬拖到了病房,像拖死狗一样一直拖的。”

本刊:“当时医院是怎么处理的?”
柳:“医院没人管。我记得我在大厅里躺好长时间,最后我哥坚决要把我送进去,我爸帮忙了,他俩把我抬了进去,那天我嗓子都哭哑了,眼睛也很红肿,其实我身体很糟糕,所以病历上的记载都是我被家属扶进去的。”

在柳欣后来自己复印的病历上写着:“由家属扶入病房,个人生活及大小便不能自理,人极度消瘦,只有65斤,卧床不起状态。”

柳:“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个病重的病人气血极度衰虚,身体到处疼、麻,痛苦不宽,他们不去找身体上的原因,却偏偏要去找心理上的原因,我哥有什么权利不顾我的生死,用暴力对付这样的病人?”

柳欣对此忿忿不平:“医院里很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来者不拒,不管你得的是什么病,所有的人只要去精神卫生中心,一律都是有病的,他们都会给你扣一顶帽子”。“我认为,作为病重的病人,经历了一场,被剥夺的人格和尊严的暴力,那个过程我肯定不是人,我的自我意志完全不被尊重,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

关于本刊对“身体不舒服,怎么他们会想到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的疑惑,柳欣表示:“我也很不理解。”

但这次医院给出的结果是“无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回去后仍然由父母照顾在家休养。令柳欣没想到的是2008年精神卫生中心事件发生后一年,自己会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

2009年的一天,柳欣的哥哥带着爸妈去了趟县里的精神病院,回家后告诉柳欣,北京来专家了,在张店的中心医院等着给她会诊,让她下楼。“我下去了,一个面包车早在那等着呢,我上车以后他们就直奔精神病院,到了精神病院门口,车停下来,我刚一下车,发现地方不对,肯定也不想配合,从楼上下来三五个彪形大汉,拿着绳子,然后他们用绳子把我捆起来,抓着头发,抓着腿,把我像拎小鸡一样的拎到楼上去。”

柳:“事后,我问过我妈,她说听大夫的诊断,我有抑郁症,她都是按医院的要求对我的。”

本刊:“医院要求她干什么?”
柳:“要求她欺骗我,把我带到医院去,所以我妈骗我去张店,实际上去的淄川。我被骗上楼以后被捆在床上,不能下床,整整一天,上厕所也没法上,我父母全程在陪着我,他们精神病院就是这样对待病人的,我看我哭的很厉害,爸妈就去求医生给我松绑。”

本刊:“那是一个什么医院?”
柳:“淄川第五人民医院,是一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这个医院给我的诊断也是抑郁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仅仅是抑郁症,却要对我如此暴力。”

本刊:“他们都给你做了哪些检查?”
柳:“所有的检查都做了CT、脑电图,各种检查,反正一共做了两次,每次都花三四千。”

柳:“我刚住进去,那个主治医生姓杜,这个杜主任就说,我保证给你治好,你这个病,我们有把握把你治好,你就是上北京安定医院也是吃这些药,你只要听我们的,我们保证给你治好,其实我住进去还是卧床不起的状态,但是他们要检查吃药,检测舌头,不吃不行,吃了药,我的肝受不了,看东西总是重影。后来住十天左右,我妈看没有任何好转,就要求出院,那个杜主任坚决不同意,当时下大雨,她要求我爸来医院,阻止我们娘俩出院。我爸说:杜主任保证你能好,听大夫的,死也死在里头,不能出院!最后住了15天以后还是没有任何起色,杜主任的话就那么可信吗?我和我妈又坚决要求出院,杜主任劝了一个小时以后不得不同意我们离开。”

本刊:“具体时间记得吗?”
柳:“我有复印的病历上面都有具体时间。”

本刊:“方便把病历资料发过来吗?”
柳:“病例很厚,很多啊,反正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中国的官方媒体好像不允许发我们这种人的遭遇,从前有个天津的记者曾经采访过我,但他说他不敢发。”

出院后柳欣的身体依然极度虚弱,每次由母亲用拉煤气的小车拖着去看病,后来对西医失去信心的柳欣开始研究中医,自己用中药调理身体,身体渐渐有了起色。

柳:“根据抑郁症的诊断,我后来办了残疾证,确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柳欣非常担心:“有了这个残疾证,是不是就可以认定被精神病了,残疾证上监护人一栏是我妈,所以我也怀疑我的民事能力是不是受限了。大概2008年年底,我们当地的残联副主任杨主任,来我们家练气功,规劝我父母给我办理残疾证,说抑郁症就可以办出残疾证,那样单位在工资上就可以照顾一块,我父母一听很高兴,于是稀里糊涂得我的残疾证就办下来了。”柳欣道出了残疾证的来由,并说:“这个残疾证是2010年办下来的。”

柳:“但是这个残疾证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的疑点。首先,我从来没有进行过什么精神鉴定,我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诊断结论都是抑郁症,而我的残疾证上,被认定为精神残疾四级,我的监护人是我母亲,我后来要求残联给我提供体检档案,在再三推拖之后,残联给了我一份鉴定结论为抑郁症的残疾鉴定报告,而两个鉴定医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但网上说一般抑郁症是办不出精神残疾证来的,那我怎么办出来了呢?因此,我现在的主要疑虑是,我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被精神病了?我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不是受限了?”柳欣心中存在着这样到疑虑。

“我们单位股份确权,委托的律师,要求我妈必须签字,因为在残疾证上我妈是监护人。”柳欣说:“最终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我妈签字就代表着,我没有民事行为能力。残疾证上的监护人,根本就不是法定监护人,不是法院判决的,没有法律效力。但是那个律师非要求我爸和我妈针对我的民事行为能力,作出一个承诺,说我是清醒的,(律师)为什么如此固执?我也是有些疑惑。”柳欣言语间透着浓浓的疑虑。

前一短时间,柳欣正与一些相同遭遇的朋友和专业律师一起讨论,自己是否要通过诉讼来确认自己的民事行为能力。后来她给本刊发来消息:“现在国内被精神病,想打官司平反,能赢的概率非常低,而医院给我的诊断都是抑郁症,先这样吧,我也不会去打官司,以后要是再遇上事儿再说吧!”最后柳欣说:“我心里还不是特别踏实。”

2017年12月8日星期五

“孙根连案”二审开庭在即 律师将作无罪辩护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一审被控以“携带危险物品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一年零七个月的江苏泰州维权人士孙根连,其二审上诉将于12月12日上午九点在泰州市中级法院二号庭公开审理。该案辩护人浙江左契律师事务所纪中久律师表示,根据当事人孙根连的意见,结合案情细节,律师将对案件作无罪辩护。

据公开消息显示,五十一岁的孙根连七年前因为医疗事故讨说法而走上上访维权之路,七年间无数次遭到毒打、绑架、虐待、拘留以及关黑监狱。去年(2016年)10月25日,孙根连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安检门附近,用酒精点燃自己的衣服准备自焚,随即被现场安保人员扑灭后被捕,被带回泰州后即被刑拘,后被泰州市姜堰区检察院以“寻衅滋事罪”起诉。该案于今年(2017年)9月21日在泰州市姜堰区法院开庭审理。由于其行为并不构成寻衅滋事,后又更换罪名,以“携带危险物品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零七个月,刑期至2018年5月25日届满。判决后,孙根连不服,提起上诉,坚称自己上访维权不存在违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并直言判决完全是泰州地方当局的欲加之罪及政治迫害。

有关孙根连案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亲人接连过世 维权人士卫小兵却被禁止探望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9日消息】本网获悉,因在广州参与“海祭刘晓波”而被取保候审遣返还乡的四川芦山维权人士卫小兵(网名:十三亿、孤家寡哥),近期向本地国保杨队长要求去探望女儿及他过世姐姐的儿子,遭芦山国保大队杨队长拒绝。

据公开消息显示,卫小兵因参与“广州海祭刘晓波”而遭到抓捕,被广州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一个月。在他取保候审之后,便被广州国保强行遣返至老家四川芦山,从此便在当地遭到严密控制,不允许擅自离开,无论到哪里都要向国保打报告申请。否则,国保声称要将卫小兵送“学习班”或收监进行恐吓。卫小兵因生意及家人都在广州,现被困在四川不能离开,而且住在广州的母亲也被当局的恐吓。

昨天(12月8日),卫小兵在Twitter发帖称:“父亲惨死在雅安市河北派出所门外长椅子上,雨城区刑警队鉴定自然死亡,身旁有个敌敌畏(剧毒农药)瓶子。此前芦山国保杨队长不许我探望我父亲(说是领导不批准我离开本县)。而前一天父亲打电话让我去看他,我说公安局不要我离开本县,父亲不信说要去找政府理论。万能的上帝,你能告诉我父亲怎么死的么?”

据悉,卫小兵的姐姐今年夏季不幸因病去世,而在11月3日,他的父亲又离奇死在雅安市雨城区河北派出所对面的长椅上。短短几个月来,接连失去至亲,加之生存的艰难,当局又各种限制与恐吓,这些对卫小兵的精神和经济两个方面都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和损失。

卫小兵抗议当局长期禁止他与亲人见面,并表示有关方面要对他父亲的死负最大责任。他说,父亲周四还跟他通过电话,当时并没有说感到身体不适,并且又是在离派出所近在咫尺的地方死亡。他感到父亲的死充满疑点,这是他心中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痛,并会坚持查出真相,还逝去父亲一个公道。

有关卫小兵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律师会见李昱函受阻 卫小兵的双亲遭驱赶威胁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1102/16591.html

广西北海强拆持续 陈刚坚守楼顶捍卫家园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8日消息】本网获悉,广西北海市银滩镇白虎头村抗强拆户陈时佳、李冰凤夫妇昨天(12月7日)被不明身份的一群人抓走后,今天(12月8日)他们的儿子陈刚收到了广西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对陈时佳、李冰凤的《刑拘通知书》。

从昨天陈时佳、李冰凤夫妇被不明身份的一群人抓走后,网上即流传出一则《寻人启事》启示中说“陈时佳,男,1957年5月4日生,住广西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咸田村委后背沙4号。李冰凤,女(陈时佳的爱妻)。两人同时于2017年12月7日早上九点左右被要在其家门前按装监控的无名身份人员绑架带走。多次报警无果!希望知情人士联系他们的儿子陈刚!电话:13877968585。重谢!”

正当村民上网寻找陈时佳、李冰凤夫妇时,在自家楼顶坚守了一夜一天的陈刚今天下午将近五点钟收到了来自“广西北海市公安局银海分局”对他父母的《刑拘通知书》。通知书上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我局已于2017年12月8日1时将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陈时佳刑事拘留,现羁押在广西北海市第二看守所。”而陈时佳的妻子李冰凤则以同样的罪名被关押在广西北海市第一看守所。

陈刚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他昨晚在顶楼一夜未眠,坚守至今。现在楼下三个路口均被不明身份的人把守,五个人把一个路口;崭新的车辆一律不挂牌照,而车身上则贴着“巡防”二字,他们既不是公安,也不是警察,但他们却有权对到陈家的人横加干涉。陈刚说:“今天我姑姑给我送饭,这些不明身份的人将她身上饭菜搜了个遍,没搜出什么才将姑姑放行,他们一直跟到楼下”

本网人权观察员问:你姑姑将饭菜给你送到楼上了吗?
陈刚说:没有,饭菜是用绳子从窗口吊上来的。

陈刚最后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关注这件骇人听闻的强拆案,一个地方政府对一个家庭的暴力掠夺。同时希望有律师能够介入进行法律援助,拯救他的父母。与此同时,广西北海市银滩区银滩镇白虎头村曾经的村民代表高世福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他也刚刚收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打来电话,通知他本人于12月14日在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高世福上诉北海市住建局行政裁决一案”。

关于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强拆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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