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野渡
2013-12
（未完待续）
年初的声援南方周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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